一本咖啡色封皮的古书静静地躺在中国法院博物馆法制影视放映厅的展柜当中,软皮质地的书皮,微黄的书页,泛出古朴厚重的质感。这本书不大,仅相当于《新华字典》的大小,封面干净简单,除了历史遗留下的沧桑刻痕外什么也没有。殊不知这小小一本书的背后,却映射着世界最普遍的民法体系建立之初的风雨历程。这就是被称作大陆法系民法基石的著作——《法国民法典》。
这是一部拿破仑引以为一生骄傲的法典,他曾经说:“我的光荣不在于打胜了四十几个战役,滑铁卢会摧毁那么多的胜利……但不会被任何东西摧毁的,会永远存在的,是我的民法典。”西方历史学家也对这部法典有极高的评价,称它为“少有的几部影响整个世界的文献之一”的著作。
《法国民法典》在1807年正式定名为《拿破仑法典》。陈列在馆中的是1806年版《法国民法典》,这几乎是现存的最古老的版本。许多来访者都在它面前驻足讨论,其中有一些是慕名而来,想要一睹这部曾经影响了世界法律体系的著作的真容。
《拿破仑法典》是世界公认的第一部近代民法典。它确立了近代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开启了近代民事立法的先河。
《拿破仑法典》在资本主义法律发展史乃至整个人类法律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作用和影响不仅限于法国本身,而是超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成为许多国家的立法蓝本,对大陆法系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世界民事立法影响重大,意义深远。可以说,《拿破仑法典》是大陆法系发展的基石,是世界法制发展史上的瑰宝。
201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应邀出访法国最高法院,在参观法国最高法院的图书馆时,院长卢维尔向周强展示了藏于馆内的《拿破仑法典》起草者之一包塔利斯和哲学泰斗伏尔泰的有关手稿。周强表示出极大兴趣,当即表示,《拿破仑法典》是民法历史上的重要典籍,对各国的民法立法具有深远影响,具有很强的研究意义和历史价值。周强院长希望能够寻找到已出版的最早的《拿破仑法典》版本,收藏到中国法院博物馆当中,进一步加强中法两国在司法领域的交流。对此,卢维尔院长当即表示同意。
2015年9月,卢维尔院长在法国最高法院将1806年版《法国民法典》送交中国驻法国大使翟隽,并请大使转交周强院长。9月30日,这一民法瑰宝由翟隽大使在北京当面转交周强院长,为中国法院博物馆增添了一件价值重大、意义深远的展品。
据中国法院博物馆馆长王海波介绍,这本1806年出版的《法国民法典》是非常珍贵的一个版本,其历史性与同样收藏在馆中的中国清中期的原版古代典籍相当,在年代上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十分珍贵。
据了解,《法国民法典》是中国法院博物馆馆藏的众多外国文物中唯一一件年代久远,并且在当年就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文物原物,是博物馆非常重要的展品之一。来访者可以通过上网或拨打热线的方式提前预约,免费参观这件极为罕见的经典古籍原本。
远涉重洋的1806年版《法国民法典》于2016年1月6日在中国法院博物馆隆重展出。这本法典的到来,跨越了东西半球,跨越了210年。博物馆展出这本法典,表明中国法院博物馆不仅仅关注中华民族自身的法治历史进程,同时也积极关注世界各国重大法律事件中涉及到的历史文物,这也显示了中国法院博物馆希冀与国外法治文明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宽广胸怀。
周强院长曾在多个外交场合与各国首席大法官就司法领域的文化交流提出意见,致力于将更多的有历史影响力和研究价值的各国法律文化典籍收归于中国法院博物馆中展出。他的愿望,是希望更多的法院干警和民众继承和发展历史文化遗产,积极推动中国司法事业发展。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国法院博物馆打开了展示与瞭望之窗,对展示中国法院发展的历史进程,彰显新形势下中国法院改革发展的国际化视野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本咖啡色封皮的古书静静地躺在中国法院博物馆法制影视放映厅的展柜当中,软皮质地的书皮,微黄的书页,泛出古朴厚重的质感。这就是被称作大陆法系民法基石的著作——《法国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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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法国;落户;博物馆;法院

中国法院博物馆新馆

一本咖啡色封皮的古书静静地躺在中国法院博物馆法制影视放映厅的展柜当中,软皮质地的书皮,微黄的书页,泛出古朴厚重的质感。这本书不大,仅相当于《新华字典》的大小,封面干净简单,除了历史遗留下的沧桑刻痕外什么也没有。殊不知这小小一本书的背后,却映射着世界最普遍的民法体系建立之初的风雨历程。这就是被称作大陆法系民法基石的著作——《法国民法典》。

馆内展出的中国“青铜法典”

这是一部拿破仑引以为一生骄傲的法典,他曾经说:“我的光荣不在于打胜了四十几个战役,滑铁卢会摧毁那么多的胜利……但不会被任何东西摧毁的,会永远存在的,是我的民法典。”西方历史学家也对这部法典有极高的评价,称它为“少有的几部影响整个世界的文献之一”的著作。

《钦定大清会典》

《法国民法典》在1807年正式定名为《拿破仑法典》。陈列在馆中的是1806年版《法国民法典》,这几乎是现存的最古老的版本。

触控台上显示出大案要案的审判信息

许多来访者都在它面前驻足讨论,其中有一些是慕名而来,想要一睹这部曾经影响了世界法律体系的著作的真容。

参观游客在互动答题区体验

《拿破仑法典》是世界公认的第一部近代民法典。它确立了近代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开启了近代民事立法的先河。

在北京东交民巷与正义路的交叉口,一栋始建于1910年的西式建筑在绿树的掩映下格外显眼。它就是于今年1月6日正式开放的中国法院博物馆新馆。过去,这里是日本正金银行北京支行的旧址。时光流转,如今,这里已成为记录中国法制进程的一座宝库。

《拿破仑法典》在资本主义法律发展史乃至整个人类法律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作用和影响不仅限于法国本身,而是超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成为许多国家的立法蓝本,对大陆法系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世界民事立法影响重大,意义深远。可以说,《拿破仑法典》是大陆法系发展的基石,是世界法制发展史上的瑰宝。

法院博物馆工作人员向笔者介绍,自新馆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以来,每天都有很多游客来参观。“既有法院工作者、学生,也有老红军、国际友人。”走进博物馆,留言墙上贴满了国内外参观者的感悟。一名来自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的参观者于6月3日留言:“来京第一件事就是参观这里,不虚此行。”

201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应邀出访法国最高法院,在参观法国最高法院的图书馆时,院长卢维尔向周强展示了藏于馆内的《拿破仑法典》起草者之一包塔利斯和哲学泰斗伏尔泰的有关手稿。周强表示出极大兴趣,当即表示,《拿破仑法典》是民法历史上的重要典籍,对各国的民法立法具有深远影响,具有很强的研究意义和历史价值。周强院长希望能够寻找到已出版的最早的《拿破仑法典》版本,收藏到中国法院博物馆当中,进一步加强中法两国在司法领域的交流。对此,卢维尔院长当即表示同意。

在这里,“法律古籍珍本展”“正义的审判——审判日本战犯”“外国法院及国际法院掠影”等多个专题展厅,以丰富的史料、新颖的技术,呈现出中国与世界厚重而又与时俱进的法制文化。

2015年9月,卢维尔院长在法国最高法院将1806年版《法国民法典》送交中国驻法国大使翟隽,并请大使转交周强院长。9月30日,这一民法瑰宝由翟隽大使在北京当面转交周强院长,为中国法院博物馆增添了一件价值重大、意义深远的展品。

史料丰富,法制文明可追溯

据中国法院博物馆馆长王海波介绍,这本1806年出版的《法国民法典》是非常珍贵的一个版本,其历史性与同样收藏在馆中的中国清中期的原版古代典籍相当,在年代上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十分珍贵。

博物馆内,静静陈列着的许多法典古籍、文物器具,向参观者诉说着中国法律制度建设的前世今生。

据了解,《法国民法典》是中国法院博物馆馆藏的众多外国文物中唯一一件年代久远,并且在当年就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文物原物,是博物馆非常重要的展品之一。来访者可以通过上网或拨打热线的方式提前预约,免费参观这件极为罕见的经典古籍原本。

“这一尊青铜器是用来做什么的呢?”7月7日上午,展厅内的一件文物引来几名参观者驻足,其古朴特别的造型引人遐想。这件西周中期的青铜铸器,内底和盖上共铸铭文157字,记载了中国现存最早的一篇诉讼判决书,有中国“青铜法典”的美誉。

远涉重洋的1806年版《法国民法典》于2016年1月6日在中国法院博物馆隆重展出。这本法典的到来,跨越了东西半球,跨越了210年。博物馆展出这本法典,表明中国法院博物馆不仅仅关注中华民族自身的法治历史进程,同时也积极关注世界各国重大法律事件中涉及到的历史文物,这也显示了中国法院博物馆希冀与国外法治文明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宽广胸怀。

在“法律古籍珍本”展览区,笔者看到,大量明清至中华民国时期的古籍善本摆满了一整面书橱。博物馆现存古籍善本2488册,展出约2000册。这批古籍以法律图书为主,如整套的《明会典》《大清会典》《驳案汇编》等,其中最早的古籍是刊印于明朝万历十五年的《明会典》。清光绪年间御制的《钦定大清会典》,不仅是清朝行政法规大全,而且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行政法典。这些古籍和文物反映出的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对参观者认识中国法制的进展弥足珍贵。

周强院长曾在多个外交场合与各国首席大法官就司法领域的文化交流提出意见,致力于将更多的有历史影响力和研究价值的各国法律文化典籍收归于中国法院博物馆中展出。他的愿望,是希望更多的法院干警和民众继承和发展历史文化遗产,积极推动中国司法事业发展。

“我对法律知识了解得少,但是看到这些文物,对古代律法的感性认识油然而生。”在食品研究所工作的陈先生告诉笔者。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国法院博物馆打开了展示与瞭望之窗,对展示中国法院发展的历史进程,彰显新形势下中国法院改革发展的国际化视野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楼的长廊里,墙上的一条时间线记录了近代中国法制的进程:从1949年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办公,到1956年董必武首次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伴随着参观者的脚步,时间线上的中国法律制度也日臻完善。第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新中国成立初期最高人民法院使用过的国徽、1956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旁听证、审判员专用印章等各个时期的珍贵文物,穿越时光与人们实现了“对话”。

趣味互动,法制教育“活”起来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括号里选项有“可以”“应当”“应当委托律师”。在人机知识问答平台区域,笔者看到,林女士正认真地答着题,一番思考后,她在答题屏幕上按下了“应当”这个选项。随即屏幕上便弹出:“恭喜您答对8道题,获得普法达人称号。”“一共10题,对了8道,我还是很开心的。”林女士兴奋地说,“我觉得这个互动答题的板块特别好,这种知识问答的形式能让人们在游戏中学习法律知识。”

多媒体技术在展区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走进“全面依法治国,走向伟大复兴”展区,便见巨型LED屏幕环绕在展厅上方,展厅中央有一个大型的触屏控制台,上面展示的是近年来较为典型的各类案例,如“薄熙来案”“周永康案”“湄公河劫持中国船只案”等。轻轻一点,该案例的具体内容、审判视频就会呈现在上方的大屏幕上。

“这些案例比较新,书本上还没有涉及,来这里能丰富我的视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学生王泽荣告诉笔者,“这种多媒体的展现形式,能够把复杂的案例变得通俗易懂,让普通群众更容易理解与学习。”

可视化、数字化等形式使博物馆的展览变得更加生动形象,参观者对法院的功能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相应地,公民遵守法律的自觉性也进一步提高。

基地建设,国际交流拓视野

“今天是7月7日,是‘七七事变’79周年纪念日,看了这个视频,我很有感触。”刚刚观看完审判日本战犯专题纪录片的陈先生告诉笔者,“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这些史料警示我们要牢记过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确,中国法院博物馆正通过丰富的藏品和图文影像内容,激发参观者的爱国热情。许多参观者表示,他们在观看展览后,不仅更加了解中国法律制度建设的厚重历史,也更为祖国法治建设的巨大进步而感到自豪。

博物馆也致力于促进国际司法交流。“这是中国法治发展中的一个非常有创意和重大意义的重要举措,至少在德国还没有类似的博物馆。这次参观令人印象深刻,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在法律文化上的交流与合作。”今年3月21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院长林佩阁在参观中国法院博物馆后赞赏道。此外,葡萄牙最高法院院长加斯帕尔、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先生,也都先后参观了博物馆并给予高度评价。

今年5月,博物馆先后举办了中东欧司法文化专题展和英国司法周暨英国司法文化专题展。这些专题展的展品、图片和说明,都是相关国家最高法院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英国司法文化专题展,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廖伯嘉勋爵亲自挑选展品、案例用于展览。在中国法院博物馆举办国别司法文化专题展,在中国法院历史上是第一次,对进一步增进中国法院与各国法院和法律组织的相互了解与交往,对深化中外司法交流、促进中外司法系统在司法领域参与全球治理、促进各国司法改革影响深远,在中国司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中国法院博物馆也因此具备了日渐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曾提出:“要把中国法院博物馆建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法制教育基地、司法文化交流基地和人民司法研究基地。”如今,中国法院博物馆正不断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